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

保護群眾“舌尖上的安全”、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影響國計民生的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高度重視，強調要以“四個最嚴”的要求，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制定司法解釋，規定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一裁判規則對于落實“四個最嚴”要求、懲治食品領域違法行為、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一方面，有的購買者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大量購買、連續購買、高額索賠，甚至借維權之名敲詐勒索，擾亂市場秩序，損害生產經營者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對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尚不一致，導致類案裁判不統一，未充分發揮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作用，影響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制裁效果，不利于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此次發布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旨在統一裁判規則，引導生產經營者合法生產經營、消費者理性維權，保護食品安全，為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法治環境。本次共發布四則典型案例，主要明確和統一兩方面的裁判規則：

一是支持消費者維權行為

人民法院始終堅持保護食品安全，依法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這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均依法支持了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延續了最高人民法院一貫的司法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考慮：

第一，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雖然我國食品市場秩序和法治環境已有明顯改善，但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問題。隨著我國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邁進，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的需求不斷提高，我國食品安全形勢與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還存在差距。一切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食品安全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基礎。人民法院堅持將保護食品安全作為處理食品安全糾紛的首要價值取向。

第二，有效遏制食品領域的違法行為。打擊和遏制食品領域違法行為，既需要發揮行政監管和公益訴訟的作用，也需要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如果違法行為被追責概率低、違法成本低，就容易形成負面激勵，將難以有效遏制食品領域違法行為。支持消費者維權行為有利于推動凈化市場、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第三，促進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打擊食品領域違法生產經營行為，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誠實守信的市場環境，減少無效供給、遏制有害供給、激勵有效供給。如果不嚴厲打擊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將得不到保障，真正的誠信守法經營者也會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惡化營商環境。

第四，從根本上解決“知假買假”問題。人民群眾通俗地把購買者知道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仍然購買并維權的行為稱為“知假買假”。社會各界對是否支持“知假買假”存在不同認識。應當看到，“知假買假”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造假”、“售假”，源頭在于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違法行為。如果治住了“假”、治住了違法行為，“知假買假”現象自然就會消失。

二是在生活消費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請求

本次發布典型案例從客觀標準認定“消費者”范圍，堅持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該法確立了“退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人為牟取不當利益，利用上述規定，遠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大量購買食品，通過擴大“一”、增加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達到高額索賠目的，導致有的生產經營者“小過擔大責”，背離《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精神，也引發了是否應當支持“知假買假”的爭議。

關于是否支持“知假買假”的爭議主要集中于原告維權動機的認定。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堅持客觀標準，均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有利于消彌爭議、統一規則，為保護食品安全和促進食品行業健康發展創造良好法治環境。

本次發布的郭某訴某經營部產品責任糾紛案中，原告先后共購買4件白酒，未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劉某訴某鹿業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原告購買鹿胎膏、鹿鞭膏未超出生活消費需要。人民法院在這兩案中均以消費者支付的全部價款為計算基數，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

本次發布的沙某訴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原告首次購買30盒“黃芪薏米餅干”，符合合理生活消費需要，人民法院據此確定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對于原告明知該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又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加購部分，人民法院未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本案例體現了人民法院在適用“退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規則時，應當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認定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數的裁判規則。

本次發布的張某訴上海某生鮮食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張某接連兩天分別購買6枚和40枚剛過保質期的熟散裝咸鴨蛋，通過銀行卡刷卡支付46次，由經營者分別開具46張購物小票。張某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關于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賠償的規定，故意對46枚咸鴨蛋分46次結算，據此要求按46次交易分別主張每次增加賠償1000元，以達到高額索賠的目的。上述行為明顯超出正常生活消費行為范疇，人民法院并未全部支持張某的訴訟請求。張某購買46枚咸鴨蛋，共支付價款101.20元，從總量的角度看，其購買行為未超出個人和家庭等的合理生活消費需要。人民法院從保護正常消費的角度出發，以張某實際支付的總價款101.20元為基數，計算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彰顯了人民法院堅持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的裁判規則。

在個人和家庭等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主張，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精神；有利于打擊和遏制違法經營行為，落實“四個最嚴”要求，保護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能夠避免形成過度激勵，防范借維權名義實施敲詐勒索等違法行為，避免對正常生產經營秩序造成干擾。

在個人和家庭等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主張，并不是放松打擊和遏制違法生產經營食品的行為。人民法院始終堅持依法嚴厲打擊違法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尤其是生產假冒偽劣、有毒有害和“三無”食品的行為。生產經營有毒有害等會對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造成實質危害的食品的，人民法院應當將違法線索移送行政主管部門，依法追究行政責任；生產經營者的行為涉嫌犯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將涉嫌犯罪的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違法問題的，應當通過信息共享、司法建議等方式與行政主管部門通力合作，形成法治合力，共同營造有利于保護食品安全、維護生產經營秩序的法治環境。

在發布本批典型案例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亦正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發布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和制定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都為解決同一類問題，案例生動具體，司法解釋規范明確，司法解釋都是從案例中總結的，目的是統一裁判尺度，保護食品安全，打擊借維權名義敲詐勒索生產經營者等違法行為，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下一步，針對食品領域懲罰性賠償法律適用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將重點開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動完善公益訴訟制度，進一步發揮公益訴訟打擊和遏制市場主體違法行為的作用。二是加強與行政主管部門的溝通協作，暢通溝通渠道、健全協作機制，形成懲治食品領域違法行為的合力。三是加強食品安全知識和法律知識宣傳，提高人民群眾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對違法行為的監督作用。

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

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假冒注冊商標食品的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

——郭某訴某經營部產品責任糾紛案

2021年11月17日，郭某向某經營部購買某品牌白酒2件12瓶，并支付貨款11160元。2021年11月23日，郭某再次向某經營部購買某品牌白酒2件12瓶，并支付貨款10937元。后郭某懷疑其購買的白酒為假酒，遂向當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舉報。某白酒公司出具《鑒定證明書》，表明上述某品牌白酒并非該公司生產，屬于假冒注冊商標的產品。郭某起訴某經營部，要求退還購酒款并支付購酒款十倍的賠償金。

審理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一條規定：“生產經營未標明生產者名稱、地址、成分或者配料表，或者未清晰標明生產日期、保質期的預包裝食品，消費者主張生產者或者經營者依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規、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對標簽標注事項另有規定的除外。”某經營部銷售的某品牌白酒為假冒注冊商標的預包裝食品，標注虛假的生產者名稱、地址等信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某經營部作為食品經營者，對其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食品，不能證明食品來源合法，也未盡到進貨審查義務，應當退還貨款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某經營部關于其所出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白酒未對原告造成人身損害，只侵犯了某白酒公司的商標權，不應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的抗辯不成立。郭某購買白酒屬于生活消費行為，其請求支付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于法有據，應予支持，故判決某經營部退還郭某貨款22097元并支付郭某賠償金220970元。

假冒偽劣食品會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經營者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食品，不僅侵害了企業的商標權，擾亂市場秩序，還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消費者有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請求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本案中，郭某基于生活消費需要購買案涉白酒，人民法院嚴格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最嚴”要求，不僅判決經營者向消費者退還貨款，還判決經營者向消費者支付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220970元。本案通過判決違法銷售假冒注冊商標食品的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讓違法生產者或者經營者無法從違法行為中獲利，既有利于營造誠實守信、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又有利于打擊和遏制制售假冒偽劣食品的違法行為，保護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未標明生產日期等基本信息的預包裝食品的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

——劉某訴某鹿業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2020年12月，劉某在某鹿業公司購買了鹿胎膏和鹿鞭膏，支付3680元；次年1月，劉某在某鹿業公司再次購買鹿胎膏和鹿鞭膏，支付7000元。上述鹿胎膏、鹿鞭膏產品標簽上標注了主要成分、儲存方式、保質期、凈含量，但未標注生產廠址、廠名、生產日期、生產者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產品標準代號等信息，劉某遂以此為由起訴請求某鹿業公司返還鹿胎膏和鹿鞭膏價款10680元并支付106800元賠償金等。

審理法院認為，案涉鹿胎膏和鹿鞭膏屬于預包裝食品，在包裝標簽上未標明該商品的生產日期、生產者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產品標準代號，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和《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的規定，屬于標簽缺乏基本信息，而非標簽瑕疵。《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條司法解釋的適用應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相結合，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購買者”提出的支付懲罰性賠償金的訴訟請求。本案劉某購買鹿胎膏和鹿鞭膏未超出生活消費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一條規定，其有權請求生產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故判決某鹿業公司向劉某返還價款10680元，并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106800元。

標簽非小事。預包裝食品的包裝標簽所標明的生產者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產品標準代號、生產許可證編號等事項對于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經營者銷售食品時，應當對預包裝食品的包裝標簽是否標明了這些基本信息進行審查，否則將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標簽、說明書瑕疵，是指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包括文字、符號、數字的字號、字體、字高不規范，以及雖有錯別字、多字、漏字但不會導致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產生誤解等情形。本案中，某鹿業公司銷售給劉某的鹿胎膏和鹿鞭膏在包裝標簽上未標明生產者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生產日期、產品標準代號等基本信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會影響食品安全，也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不屬于標簽瑕疵。劉某購買鹿胎膏和鹿鞭膏未超出其個人和家庭等生活消費需要，故劉某請求某鹿業公司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應當依法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條件是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非已經或者確定會對消費者生命健康造成損害的食品。食品安全不容有萬分之一的風險。有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具有潛伏性、長期性，因此，消費者主張生產經營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生產者或者經營者以未造成消費者人身損害為由的抗辯不能成立。本案對于明確預包裝食品包裝標簽的價值、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條件、標簽瑕疵的認定規則具有典型意義。

購買食品發現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后再多次追加購買的，以未超出購買者合理生活消費需要部分為基數計算十倍懲罰性賠償金

——沙某訴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買賣合同糾紛案

原告沙某于2020年12月15日在被告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開設的網店購買了30盒“黃芪薏米餅干”，付款516元。2020年12月18日簽收后，發現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又分別于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12日、2021年3月3日，先后購買40盒、60盒、100盒“黃芪薏米餅干”，分別付款636元、1134元、1890元。四次總計付款4176元。沙某以產品中添加有黃芪粉，違反了有關規定為由起訴請求經營者退還價款4176元，支付相當于價款十倍的賠償金41760元。

審理法院認為，國家有關部門就在食品中添加黃芪等9種藥材開展試點工作，明確了試點審批要求。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國家規定取得有關部門審批同意就私自在案涉餅干中添加黃芪并進行生產銷售，違反我國關于食品安全的相關規定，屬于生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應依法承擔責任。沙某首單購買30盒“黃芪薏米餅干”未超出合理生活消費需要，對其就該部分餅干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應予支持。但是，沙某在收到首單餅干并確認餅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后又在兩個多月時間內多次向同一商家大量加購同款餅干，加購數量共計200盒，總重量高達18.4公斤。綜合考量案涉餅干的保質期、普通消費者通常的生活消費習慣等因素，沙某的加購行為超出正常的生活消費所需，對其就加購餅干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不應支持，故判決支持沙某就首單購買餅干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在適用本條司法解釋時，應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相結合，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購買者”關于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的訴訟請求。本條解釋所規定的“購買者”的購買行為，既包括消費行為也可能包括超出生活消費需要的非消費行為，“購買者”僅對所購食品未超出其個人和家庭等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的部分，有權主張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

本案中，沙某首次購買30盒“黃芪薏米餅干”，收貨并確認餅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后又連續加購三次，加購數量達200盒。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食品的保質期、普通消費者通常的生活消費習慣、購買次數及間隔時間等因素，認定沙某首次購買30盒“黃芪薏米餅干”符合合理生活消費需要，并據此確定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對于正確適用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打擊違法生產經營行為，引導消費者誠信、理性維權，服務和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實現了保護食品安全與維護生產經營秩序兩種價值取向的平衡。

購買食品時故意分多次小額支付并主張每次結算賠償一千元的，應以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為限在付款總額內確定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

——張某訴上海某生鮮食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2016年2月20日，原告張某在被告上海某生鮮食品有限公司購買了6枚熟散裝咸鴨蛋，每枚單價人民幣2.20元，生產日期為2015年8月23日，保質期為180天。原告同時通過銀行卡刷卡支付6次，由被告同時分別開具6枚咸鴨蛋購物小票6張。該批咸鴨蛋已過保質期1天。2月21日，原告又在被告處購買了相同批次的40枚咸鴨蛋，同時通過銀行卡刷卡支付40次，由被告同時分別開具40枚咸鴨蛋購物小票40張。該批咸鴨蛋已過保質期2天。原告以46枚咸鴨蛋均已過保質期為由向當地市場監督管理局舉報，經調解未成，訴至法院，請求被告退還原告購物款101.20元，并由原告退還被告46枚咸鴨蛋；由被告按照每枚最低賠償1000元計算共計賠償46000元。

審理法院認為，原告在被告處購買46枚咸鴨蛋，購買當時均已過保質期，故原告以案涉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為由主張退款退貨，于法有據，應予支持。被告銷售超過保質期食品，屬于“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另，雙方雖就同一批次相同過期食品結算了46次，但被告系與張某同一消費者進行交易，而非與不同消費者進行交易。張某于2日內分46次結算購買46枚咸鴨蛋，并據此主張按照每枚咸鴨蛋賠償1000元為標準計算懲罰性賠償金共計46000元，明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精神不符，亦有悖于誠實信用原則，不應予以支持。張某購買46枚咸鴨蛋所支付的總金額為101.20元，未超出生活消費需要，應當以總金額為基數，計算懲罰性賠償金。因此，審理法院判決被告退還原告購物款101.20元，賠償原告1012元；原告返還被告熟散裝咸鴨蛋46枚。

購買者故意在單次交易中進行數次或者數十次小額付款，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關于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應按一千元計算的規定，請求每次結算賠償一千元，按結算次數累計計算懲罰性賠償金，不符合消費者通常交易習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精神不符。人民法院應當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將購買人分次支付價款的總額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判決生產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本案中，原告購買46枚咸鴨蛋，共支付價款101.20元，未超出其個人和家庭等的合理生活消費需要，審理法院以其實際支付的總價款101.20元為基數，計算價款十倍懲罰性賠償金，明確了人民法院堅持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的立場，既保護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又維護誠信有序的生產經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