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網絡犯罪如何發力？最高檢詳解《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

　　“近年來，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懲治網絡犯罪力度的呼聲很高。網絡犯罪的快速發展演變，正在不斷地給檢察機關的辦案能力提出新挑戰、新考驗。發布這個規定，是因應基層檢察官的辦案需要。”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孫謙就最高檢發布《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下稱《規定》）接受《檢察日報》記者專訪時指出。

　　談及《規定》起草主要思路和內容要點，孫謙介紹，《規定》共7章65條，重點圍繞當前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存在的突出問題和一線檢察官的主要關切，有針對性地安排章節、設置條款。特別是對于案件審查、電子數據審查和跨區域協作辦案等重點問題，專設章節進行規定。

　　記者注意到，《規定》對網絡犯罪案件的審查作了系統、全面的規范。那么，與傳統犯罪相比，網絡犯罪案件的審查有哪些特點？孫謙指出，從一定程度上講，網絡犯罪可偵查、審查的證據甚至比傳統犯罪更多。“比如，通話記錄可以反映行為人的社會關系，微信聊天記錄可以透露出犯罪嫌疑人的職業、家庭、身份等。”

　　電子數據審查是網絡犯罪案件辦理的重點，《規定》設置專章對此進行規定。孫謙認為，檢察機關在辦案中要注重審查電子數據的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審查包括真實性和完整性兩方面審查。由于電子數據具有易變性，因此，在審查電子數據時，既要關注其本身是否客觀真實，也要關注在收集提取之后是否存在被增加、刪除、修改情況。”

　　《規定》提出，要建立檢察技術人員、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網絡犯罪案件辦理制度。對此，孫謙表示，當前，網絡犯罪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案件涉及的一些內容已經超越了辦案人員的知識結構和能力范圍。“如何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辦案人員提升自身能力是一個方面，還要加強專業技術支持，將技術深度融入辦案之中。為此，《規定》設置了7個條款從不同訴訟環節強化檢察技術人員支持參與辦案。”

　　“《規定》發布后，我們將結合《規定》的執行情況，持續、定期發布網絡犯罪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孫謙表示，這既是加強對各地檢察機關辦案指導的需要，也是要通過以案釋法，揭示網絡犯罪的行為模式和危害本質，充分發揮對社會公眾的警示作用，堅決遏制網絡犯罪的高發勢頭。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答記者問

　　1月2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下稱《規定》），社會上廣為關注。近日，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孫謙就《規定》出臺的背景、意義、特點以及內容要點等相關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記者：孫檢您好！請您介紹一下發布這個《規定》的主要考慮？

　　孫謙：最高檢發布這個《規定》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

　　一方面是適應網絡犯罪治理形勢發展要求。當前，網絡犯罪不斷滋生蔓延，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同時，網絡犯罪手段迭代更新，新型犯罪形式層出不窮，呈現出集團化、鏈條化、產業化特征。近年來，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懲治網絡犯罪力度的呼聲很高。

　　另一方面，《規定》立足檢察辦案，圍繞網絡犯罪案件特點，從“提升理念、規范辦案、統一標準、完善機制”等方面考慮，細化和規范辦案程序，目的是依法、及時、從嚴追訴，有效加強網絡犯罪治理。應當說，網絡犯罪的快速發展演變，也是在不斷地給檢察機關的辦案能力提出新的挑戰、新的考驗。從了解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在辦案理念、辦案能力和辦案機制上，還不能完全適應懲治網絡犯罪的形勢需要。特別是對于電子數據的審查運用，實踐中不少檢察人員存在著能力短板和本領恐慌。近年來，雖然司法機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辦理網絡犯罪的司法解釋，但在具體收集、審查、運用電子證據方面，還缺乏細化的規范指引。所以，發布這個《規定》，是因應基層檢察官的辦案需要。

　　記者：正如您所說，當前網絡犯罪多發高發，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穩定的“毒瘤”，人民群眾也是高度關切。《規定》發布將對網絡犯罪治理起到哪些重要的作用，具有哪些積極的意義？

　　孫謙：當前，網絡犯罪日益猖獗，由此帶來的社會風險和危害也與日俱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檢察機關落實好總書記的重要指示，關鍵是要履行好司法辦案職能，加大對網絡犯罪懲治力度，這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法治責任。《規定》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為指引，將“維護國家安全、網絡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貫穿始終，努力在網絡犯罪治理中展現檢察作為、發揮檢察作用。具體來說，主要有三方面意義：

　　一是提升辦案能力，形成辦案合力，加大檢察機關懲治網絡犯罪的力度。《規定》從辦案理念、審查要求、工作機制三方面，對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進行全方位、全流程的規范和指引，目的就是要切實提升檢察人員的專業能力，形成辦案合力，依法從嚴追訴犯罪。特別是針對當前圍繞網絡犯罪的“黑灰產”鏈條越來越長、危害越來越大的形勢，《規定》專門提出“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應當加強全鏈條懲治，注重審查和發現上下游關聯犯罪線索。對涉嫌犯罪，公安機關未立案偵查、應當提請批準逮捕而未提請批準逮捕或者應當移送起訴而未移送起訴的，依法進行監督”。就是要從根本上斬斷網絡犯罪利益鏈條，擠壓違法犯罪生存空間。

　　二是加強多元共治，凈化網絡生態，推動建設法治化網絡空間。網絡空間治理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需要全社會各部門各行業的共同協作。《規定》提出“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應當建立捕、訴、監、防一體的辦案機制，加強以案釋法，發揮檢察建議的作用，促進有關部門、行業組織、企業等加強網絡犯罪預防和治理”。檢察機關結合司法辦案，將“懲”“防”“治”結合起來，堅持懲處為要、預防為先、治理為本，通過主動、充分履職，推動加強行政監管、強化行業治理、落實平臺責任，協同推進社會共治，共建清朗的網絡空間。

　　三是警示犯罪分子，釋放網絡空間不容犯罪藏身的強烈信號。《規定》發布后，我們將結合《規定》的執行情況，持續、定期發布網絡犯罪典型、指導性案例。這既是加強對各地檢察機關辦案指導的需要，也是要通過以案釋法，揭示網絡犯罪的行為模式和危害本質，發揮對社會公眾的提醒警示作用，正告違法犯罪分子，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心存僥幸，堅決遏制網絡犯罪的高發勢頭。

　　記者：最高檢發布的《規定》共7章65條，內容比較全面，專業性也較強，能否簡要介紹起草《規定》的主要思路和內容要點？

　　孫謙：在《規定》起草中，我們始終堅持圍繞針對性和實用性，強化專業規范。

　　一是突出網絡犯罪案件特點。《規定》以司法辦案為中心，以刑事訴訟程序為主線，從引導取證、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等對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規定。在具體條款設置時，梳理總結基層一線的辦案實踐，對現有的刑事法律規定在網絡犯罪案件辦理中的適用進行細化，增強可操作性。

　　二是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規定》圍繞當前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存在的突出問題和一線檢察官的主要關切，有針對性地安排章節、設置條款。特別是對于引導取證、案件審查、電子數據審查和跨區域協作辦案等重點問題，專設章節進行規定。

　　三是充分關注執法與技術要素的融合。考慮到網絡犯罪案件辦理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特別是辦案和技術融合的實踐和趨勢，《規定》既注重面向辦案人員，對于辦案審查提出規范指引；又注重面向技術人員，對于技術支持辦案提出基本要求。同時，考慮到《規定》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為使相關的專業技術表述便于理解，對于行業內固定用語，在附則中設置用語說明；對于其他專業性用語，在不影響原意的前提下，進行適當調整，在內容上更加適應辦案的要求，在表述上更加符合法律用語的習慣。

　　四是注重借鑒吸收各方有益成果和建議。《規定》制定過程中，我們十分關注吸收地方檢察機關的有益經驗成果，充分聽取互聯網企業的專業意見。為此，我們全面收集研究近年來地方檢察機關制定的相關制度規范，安排一線檢察官和檢察技術人員參與研究論證，邀請互聯網企業專家逐條聽取他們的意見，努力使《規定》既符合法律規定和技術規則，又貼近互聯網行業發展和基層辦案的實際。

　　記者：《規定》對網絡犯罪案件的審查做了系統、全面的規范要求，與傳統犯罪相比較，網絡犯罪案件的審查有什么專門的特點？

　　孫謙：與傳統犯罪相比，網絡犯罪無論是在犯罪空間、犯罪方式還是在犯罪形態方面，都與傳統刑事犯罪不同。實踐中，有不少檢察辦案人員對于這種不同特點了解還不夠深入。有的辦案人員認為，網絡犯罪不過是傳統犯罪在網絡空間的再現，運用傳統的審查方式也可以。但實際上，這其中還是有很大不同。比如，網絡犯罪多是通過網絡身份來實施，這就首先要求通過網絡身份去確定現實中的行為人，已確保行為人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的同一性，這是網絡犯罪主體審查的一個特別要求。又如，前面所述，當前網絡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鏈條化，往往是一個行為套著一個行為，相互交織關聯。因此，全面了解犯罪行為，就要注重審查網絡犯罪上下游行為的關聯性，在整個犯罪鏈條中認定犯罪行為的方式與作用。有的辦案人員認為，網絡犯罪由于借助了電子設備、網絡賬號，通過互聯網隱藏了行為人的身份，犯罪就很難被發現。隨著我們對電子數據的認識與掌握逐步深入，事實上，通過網絡實施的犯罪更容易在網絡空間留下行為痕跡。從一定程度上講，網絡犯罪的可偵查、審查的證據甚至比傳統犯罪的證據更多。如通話記錄的信息可以反映行為人的社會關系，微信聊天記錄的內容可以綜合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職業、家庭、身份等，微信等社交賬號的注冊信息也可以直接指向行為人的身份信息等。關鍵是要重視發揮電子數據在案件證明中的作用。

　　所以，我們在《規定》中提出網絡犯罪審查的總體要求，即“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應當重點圍繞主體身份同一性、技術手段違法性、上下游行為關聯性等方面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注重電子數據與其他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構建完整的證據體系”。同時，《規定》中又分別對網絡犯罪主體、客觀行為、主觀方面和情節后果，提出了需要注重審查的內容。

　　關于網絡犯罪主體審查。與傳統犯罪通過照片辨認、視頻比對、指紋比對等方式直接認定行為人不同，網絡犯罪多是借助電子設備實施，往往生成大量電子數據。審查犯罪主體時，首先要認定電子設備是否為行為人所有、持有或使用；同時，還要建立行為人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之間的同一關聯。前者我們稱之為“人機同一性審查”，后者稱之為“身份同一性審查”。只有對兩種同一性進行全面審查，才能綜合認定網絡犯罪的主體。

　　對于“人機同一性”審查，簡單地說，就是證明電子設備是否為在案的行為人所有、持有或使用。《規定》提出，可以通過通話記錄、短信、聊天信息、文檔等文件內容來進行審查，也可以通過審查域名、IP地址、終端MAC地址、通信基站信息等網絡標識信息，綜合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與電子設備之間的對應關系。例如，在電信網絡詐騙案中，偵查人員在犯罪嫌疑人的家中起獲筆記本電腦一臺，犯罪嫌疑人辯解稱其不知道電腦的存在，且非為其本人使用，經過審查電腦中存儲的犯罪嫌疑人與家人的照片、視頻文件等，判斷該電腦系其本人使用。對于“身份同一性”的審查，就是要建立行為人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之間的同一關聯。實踐中比較常用的，通過審查行為人社交、支付結算、網絡游戲、電子商務、物流等平臺的賬戶信息、身份認證信息、數字簽名、生物識別信息等，結合其他證據，判斷行為人網絡身份和現實身份的相互對應。

　　關于網絡犯罪主觀方面審查。由于網絡犯罪是一種非接觸性的犯罪，加之其產業鏈長且分工精細，認定犯罪主觀方面是辦案的難點問題。《規定》對此作出專門規定。要求堅持綜合認定的原則，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專業水平、既往經歷、人員關系、行為次數、獲利情況等綜合認定，不能僅僅通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是涉案數額、造成損失等簡單推定。

　　記者：電子數據作為信息時代的“證據之王”，在網絡犯罪案件辦理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實踐中，我們經常面對的電子數據有哪些，《規定》作了哪些分類梳理？

　　孫謙：要全面掌握電子數據，首先要了解電子數據的形式種類。2016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列舉了四類常見的電子數據形式。但是，隨著網絡空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數據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電子數據形式，如生物識別信息等等。

　　為此，《規定》根據實踐發展和辦案需要，在原來規定的四類電子數據基礎上，進一步擴充至七類電子數據，主要包括以下形式：（一）網頁、社交平臺、論壇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二）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通訊信息；（三）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數字簽名、生物識別信息等用戶身份信息；（四）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瀏覽記錄、操作記錄、程序安裝、運行、刪除記錄等用戶行為信息；（五）惡意程序、工具軟件、網站源代碼、運行腳本等行為工具信息；（六）系統日志、應用程序日志、安全日志、數據庫日志等系統運行信息；（七）文檔、圖片、音頻、視頻、數字證書、數據庫文件等電子文件及其創建時間、訪問時間、修改時間、大小等文件附屬信息。這樣規定，能夠更加全面地反映當前網絡空間電子數據的形式，更好地指引檢察人員收集提取各類電子數據，這對有力證明指控犯罪十分必要。

　　記者：電子數據審查是網絡犯罪案件辦理的重點。我們注意到，《規定》設置專章對此進行規定，可否介紹一下在這方面，檢察機關審查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孫謙：對于電子數據審查，《規定》結合電子數據特點和辦案實踐總結，設置了四點總體要求。

　　一是注重審查電子數據的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我們知道，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固有屬性，電子數據作為刑事訴訟法定證據的一種，也應圍繞“三性”開展審查。《規定》對此分別提出了“三性”審查的基本要求。其中，客觀性審查包括真實性和完整性兩方面審查。由于電子數據具有易變性，我們在審查電子數據時，既要關注其本身是否客觀真實，也要關注在收集提取之后是否被增加、刪除、修改。如果存在被增加、刪除、修改，電子數據的客觀真實也就難以完全保證。

　　二是注重挖掘同一電子數據往往具有的多元關聯證明作用。由于電子數據記錄信息的豐富性，一份電子數據往往可以證明多方面的案件事實。因此，審查電子數據時，要注重從多個角度挖掘電子數據與案件事實的多元關聯，充分發揮電子數據的證明作用。

　　三是注重加強電子數據與其他證據的相互印證。電子數據的廣泛出現加上它具有的多元關聯證明作用，為辦案提供了更多的證明支持。在網絡犯罪案件辦理中，要更加重視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審查運用，加強電子數據和其他證據之間的相互支撐、相互補強，拓展案件證據的收集范圍，拓寬證據的審查視角，豐富證據的運用方式，構建更加完整、細化的指控網絡犯罪的證據鏈。

　　四是注重加強對瑕疵電子數據的審查。對于收集、提取程序有瑕疵的電子數據，經補正或能夠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采用；不能補正或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對于電子數據系篡改、偽造、無法確定真偽的，或者有其他無法保證電子數據客觀、真實情形的，則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記者：我們注意到，相比較以往的程序性規范，《規定》在出庭支持公訴一章特別強調了舉證方式以及對電子數據的法庭說明，有一定的創新性。請介紹一下作出這一規定的考慮。

　　孫謙：與其他證據相比，電子數據具有特殊的屬性，比如技術性強、相對抽象、數量眾多等，這就要求公訴人在法庭舉證時，要采取合適的舉證方式，直觀展示電子數據，要展示的清楚，讓法庭聽得懂。《規定》第四十七條根據電子數據的特性，對網絡犯罪案件法庭舉證工作提出具體要求。一方面，考慮到電子數據具有抽象性，通過特定的網絡環境和電子設備等載體來展現。實踐中多采取多媒體演示的方式舉證。《規定》借鑒實踐做法，提出公訴人出示證據可以借助多媒體示證、動態演示等方式進行。另一方面，考慮到電子數據往往數量眾多有時還是海量級，對于公訴人而言，出示電子數據時，既要做到“讀得懂”，讓參加庭審人員了解電子數據的基本情況；又要做到“說得清”，從眾多的電子數據中梳理出案件的脈絡，展示行為軌跡和案件爭議焦點。因此，《規定》提出，在法庭出示電子數據時，檢察官應當從電子數據的來源、形成過程；電子數據所反映的人員關系、資金流向、行為軌跡等案件事實；電子數據與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等的相互印證情況，對電子數據進行針對性地說明。

　　此外，考慮到電子數據技術性強，涉及不同的專業領域，需要專門的說明解讀，出庭檢察官自身專業背景有時難以勝任。《規定》提出，必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指派檢察技術人員或者聘請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相關技術操作，并就專門性問題發表意見。

　　記者：《規定》特別提出要建立檢察技術人員、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網絡犯罪案件辦理制度，而且在不同訴訟環節作了細化規定，較傳統辦案模式，應該說是一個突破、創新。設置這樣的規定，有何特別的考慮？

　　孫謙：當前，網絡犯罪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案件涉及的一些內容已經遠遠超越了辦案人員的知識結構和能力范圍。如何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辦案人員自身提升能力是一個方面，很重要的是要加強專業技術支持，把技術深度融入辦案之中，提升辦案專業化水平。為此，《規定》立足辦案與技術融合的理念，專門提出要建立檢察技術人員、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參與網絡犯罪案件辦理，并在各個訴訟環節都相應設置了具體規定，以更好發揮技術對辦案專業支持作用，形成辦案合力，提升辦案潛能。

　　《規定》尤其強調要發揮好檢察技術人員對辦案的專業支持作用。之所以這么規定，主要考慮實踐中，檢察機關以外的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主要是參與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而大量的普通案件的專業輔助，全流程參與案件辦理，則更多需要檢察技術人員的支持。

　　為此，《規定》設置了7個條款強化檢察技術人員支持參與辦案。其中，在參與方式上，《規定》提出，根據案件辦理需要，吸收檢察技術人員加入辦案組輔助案件辦理。檢察技術人員作為辦案組的成員，全程參與案件辦理，提供專業輔助支持，將有力提升網絡犯罪案件辦理的專業化水平。需要明確的是，如果檢察技術人員以鑒定人身份參與辦案，為保持鑒定人身份的中立性，其不能再作為辦案組成員參與辦案。在參與環節上，《規定》分別從引導取證，案件審查、自行偵查、庭前會議、庭審等環節，對檢察技術支持參與辦案進行了全流程的規定。

　　記者：根據以往的經驗，各地檢察機關根據管轄權或者是上級人民檢察院的指定管轄辦理案件，各地在辦理案件方面交集較少。《規定》設置專章規定檢察機關的跨區域辦理，請介紹一下這樣設置的意義及主要內容。

　　孫謙：網絡犯罪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跨域性。這就意味著任何一個承辦案件的檢察機關都有可能需要其他相關地方的檢察機關協作支持。實踐中，檢察機關協作辦案機制還不是很健全，協作方式還比較傳統，協作效果不夠明顯，檢察一體化優勢尚未充分轉化為辦案效能。關于這方面工作，公安機關實踐較為充分，積累了不少經驗做法，在公安部《電子數據規則》中明確規定。《規定》參照公安部相關要求，設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專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問題。

　　關于辦案機制問題。面對網絡犯罪跨域化態勢，檢察機關要改變傳統的辦案方式，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推動建立常態化的跨區域協作辦案機制。《規定》指出，上級人民檢察院應當加強統一指揮和統籌協調，相關人民檢察院應當加強辦案協作，強化信息互通、證據移交、技術協作，增強懲治網絡犯罪的合力。

　　關于人員調配問題。根據《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相關規定，《規定》提出，上級人民檢察院根據辦案需要，可以統一調用轄區內檢察人員參與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檢察人員既包括檢察官、檢察官助理，也包括檢察技術人員。特別是當前網絡犯罪檢察工作發展還不夠均衡，檢察技術人員相對集中在部分工作基礎較好的檢察院，遇到專業性技術問題，需要上級檢察機關加強區域內統籌配置，以更好適應辦案需要。

　　關于案情互通問題。考慮到關聯網絡犯罪案件，事實證據相互交織，加強案情互通，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實，提高訴訟效率。為此，《規定》提出，辦理關聯網絡犯罪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可以相互申請查閱卷宗材料、法律文書，了解案件情況。被申請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予以協助。

　　關于證據調取問題。《規定》分別對自行調取和代為調取提出了要求。需要強調的是，由于網絡犯罪案件需要跨區域取證頻率較高、數量較多、范圍較廣，加之辦案期限以及疫情等其他不確定因素的限制影響，傳統的自行赴異地調取今后將難以適應辦案要求。為此，《規定》提出，承辦案件的人民檢察院需要異地調查取證的，可以將法律文書及證明文件傳輸至證據所在地檢察院，請其代為取證。被請求協助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予以協助、及時反饋。同時，承辦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在法律文書中應當注明具體的取證對象、方式、內容和期限等，以確保取證的規范性和針對性。此外，《規定》對遠程詢問提出了相關要求，在這方面，檢察機關在日常辦案中特別是在疫情防控期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辦理網絡犯罪案件可以充分借鑒、廣泛運用。

　　當前，網絡違法犯罪形勢依然嚴峻，網絡犯罪治理任務依然繁重。下一步，我們將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堅持依法治網，與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一道，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積極參與網絡綜合治理，全面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建設，以實際行動回應人民群眾對于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