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應用成效暨《中國法院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報告（2015-2020）》發布

　　2021年2月2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舉行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應用成效暨《中國法院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報告（2015-2020）》新聞發布會。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錢曉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劉崢、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副部長黃龍、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權益保障部副部長馬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認證中心副主任成鋼、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副局長馬紹剛、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一級巡視員羅青、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司二級巡視員武曉明出席新聞發布會，發布會由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李廣宇主持。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錢曉晨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18年2月28日，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正式上線運行。到本月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上線運行即滿三年。

　　三年來，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多方參與、社會協同、專群齊動、法治保障的在線調解格局日益完善，多元解紛圈越來越大，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不斷優化升級、更新迭代，助力社會矛盾糾紛在法治軌道上更加便捷、高效、一站式、低成本地得到解決。

　　這次，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同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全社會宣示各部門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五中全會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各類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等部署要求的堅定決心，充分展示在線多元調解的全新模式和應用成效，為努力建成國際一流的中國特色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提供可行路徑和實踐依據。

　　一、凝聚共識，在線多元調解取得突破進展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探索創造更多依靠基層、發動群眾、就地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途徑和辦法，是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所在，也是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內容。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作為互聯網+“楓橋經驗”的創新舉措，通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打破區域、部門和層級信息壁壘，將有關部門參與社會治理、化解矛盾糾紛職能協同起來，將調解組織和調解人員等各類解紛資源集成起來，將協商、評估、調解、訴訟等解紛方式對接起來，將委派調解、司法確認、立案、速裁快審等流程貫通起來，重塑解紛格局，形成縱橫聯動、開放融合、集約高效的糾紛解決網絡，最大限度提升解紛效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解紛需求，為百姓解憂，讓正義提速，更好服務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上線以來，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實現與調解平臺對接，調解平臺應用率達100%。平臺入駐調解組織32937個，調解員165333人，累計調解案件超過1360萬件，平均調解時長23.33天。2020年，平臺新增調解成功案件519.88萬件，調解成功率65.04%。在疫情防控期間，各級人民法院通過調解平臺為當事人提供不見面、一站式的“云”上解紛服務，2020年2月至4月這3個月新增音視頻調解量是2019年全年的3.5倍，實現了糾紛化解不停擺、公平正義不止步。

　　三年來，在各部門大力支持下，全社會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更加暢通，多元解紛的活力和效能明顯增強，調解組織數量、調解員數量、調解案件量、在線音視頻調解量均呈逐年大幅增長態勢。2018年、2019年、2020年調解組織數量分別為1264個、22014個、32937個，三年增長了25倍；調解員數量分別為13791名、85003名、165333名，三年增長近11倍；訴前調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數量分別為56.8萬件、145.5萬件、424萬件，三年增長了6.5倍；在線音視頻調解數量分別為2917件、16649件、1011181件，三年增長了345.6倍。特別是2020年，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全面得到應用，平均每分鐘就有66件矛盾糾紛在平臺上進行調解，每天有近1.7萬，也就是不到2秒鐘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調解在訴前。

　　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202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新收一審民事案件1313.6萬件，與2019年新收一審民事案件1385.2萬件相比，同比下降5.166%。同時，2019年民事案件訴前調解成功共計145.5萬件，2020年該數據為424萬件。那么，2020年民事案件訴前調解成功數與一審新收民事案件量的總和，也就是實際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總量達到了1737.6萬件，與2019年實際訴到法院的民事案件總量（1530.7萬件）相比，增加了13.5%。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和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作用日益發揮，訴前調解成功案件越來越多，使得更多的糾紛尚未進入訴訟程序就在訴前得以化解，大量訴前調解成功案件自動履行，矛盾糾紛在基層得到有效化解，大大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訴累，充分緩和了社會矛盾沖突，有力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這是人民法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從群眾的需求出發謀劃工作，將人民群眾是否有獲得感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首要標準，緊緊圍繞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強法律服務的具體實踐，也是人民法院努力讓人民群眾充分享受智慧法院帶來的“數字紅利”，做到“人民群眾需要什么，我們盡量去滿足他們”的不懈探索。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于“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的決策部署是正確的，各部門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凝聚解紛合力的措施是可行的，新時代多元共治、分層遞進、集約高效解紛新模式已經基本成型，并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多措并舉，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實現提檔升級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在互聯網時代，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將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與線上服務相結合，運用信息技術解決傳統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通過一個平臺更好地為老百姓提供一站式、菜單式解紛服務。在2020年9月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周強院長再次要求，“充分發揮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集成主渠道功能”，“不斷拓展在線多元解紛輻射力”。各級人民法院按照最高法院部署要求，加快平臺對接，提升應用質效，不斷推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提檔升級，切實增強群眾獲得感和滿意度。

　　一是加快平臺對接，建立在線多元解紛“大超市”。在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全國工商聯、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等部門大力支持下，聯合簽訂證券期貨、商事、涉僑、知識產權等糾紛“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文件，陸續與中國證監會中國投資者網、全國工商聯商會調解服務平臺、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消費糾紛調解網等實現平臺對接，并完成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國家發改委、中國銀保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平臺入駐工作，覆蓋證券期貨、金融、銀行保險、勞動爭議、涉僑、價格爭議、知識產權等專業程度較高的糾紛領域。各部門邀請的專業性行業性調解員與擅長調解婚姻家庭、物業、道交、民間借貸等傳統糾紛領域的調解員共同入駐調解平臺，建立專群結合、類型多樣的解紛資源庫，充分滿足當事人各類解紛需求。去年5月，北京一中院依托最高法院與中國證監會率先建成的證券期貨糾紛在線訴調對接機制，成功調解一起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件，讓投資者獲賠1050萬元。

　　二是優化平臺功能，形成一站式糾紛解決“供給鏈”。針對解紛入口分散、數據共享不暢、業務協同不足、用戶體驗感不好、多元解紛效能不強等問題，與中國僑聯、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組成聯合調研組，多次開展實地調研，聽取調解員、當事人等意見建議，不斷創新對接模式，優化平臺功能，增加調解協議自動生成、語音識別、類案推送等智能輔助工具。加快與中國移動微法院、律師服務平臺、審判流程管理系統、“道交一體化”平臺、國際商事法庭“一站式”糾紛解決平臺等系統對接，打通各平臺之間信息壁壘，實現一個入口服務當事人和調解員，方便全流程、全時空、一站式在線開展咨詢評估、音視頻調解、司法確認、網上立案、一鍵歸檔等事務，讓調解“掌上辦”“指尖辦”。

　　三是強化平臺管理，打造訴前調解智能監管“樞紐站”。為了實現調解案件全程留痕、可視監管，下發訴前調解案件編號通知，要求各級法院對導入平臺的全部訴前調解案件實現編號管理，并明確30日調解時限。規定時限內調解不成，且當事人不同意繼續的，直接轉入立案系統，堅決防止“偽造調解”“久調不立”等問題。同時，調解平臺提供全程錄音錄像留痕功能，確保在線調解工作可查詢、可追溯、可監管。將訴前調解成功率、訴前調解自動履行、調解員活躍度等反映調解效果的指標納入四級法院訴訟服務質效評估體系，促進全國法院在線多元調解質效全面提升。

　　三、需求為基，全面開啟在線多元調解新征程

　　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對“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整合基層矛盾糾紛化解資源和力量，充分發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作用”等作出具體部署，為人民法院進一步推動在線矛盾糾紛化解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將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緊緊圍繞建成“化解案件量最多、調解資源最豐富、訴調對接最順暢、智能程度最領先、糾紛化解最高效的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一站式多元解紛平臺”目標，準確把握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以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不斷完善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推動在線多元解紛工作，為世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積累中國經驗，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一是加快推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通過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集成基層自治組織以及基層網格員、調解員等全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力量，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及時排查梳理矛盾、預測預防風險，將矛盾產生的“前端”與糾紛解決的“后端”通過信息化手段進行互聯互通，實現全程在線運行，形成基層矛盾糾紛源頭治理網絡。廣泛推動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從而不斷提升司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造法治引擎。

　　二是繼續推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在線訴調對接工作。針對矛盾糾紛易發多發領域，繼續加大與中央有關部門“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工作，吸引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入駐調解平臺，形成以人民法院調解平臺為主干，道路交通、商事糾紛、證券期貨、銀行保險、勞動爭議、網絡交易、社會民生等類型化糾紛解決平臺為支干，縱向貫通、橫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線多元解紛平臺體系。

　　三是不斷提升調解平臺應用實效。加快人民法院調解平臺與各地法院自建解紛平臺實質性對接，做到數據聯通、功能統一、業務協同，實現在線多元解紛的“一網通辦”。加強跟蹤調研，運行用戶體驗計劃，讓更多群眾參與平臺建設，更大激發解紛主體活力，提高平臺內生吸引力，增強在線解決糾紛能力水平，以數字正義推動實現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為守護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傳遞法治溫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劉崢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今天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公開發布《中國法院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近年來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進行全面總結。發布會還特別邀請了相關部委的領導同志共同參加，這種形式本身也體現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所蘊涵的多元參與、多元互動、多元共治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

　　劉崢在發布會上從三個方面介紹了《報告》的基本情況。第一，怎樣認識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第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必要性。第三，近年來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

　　一、怎樣認識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第一，從制度建設層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部署，提出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在人民調解的基礎上，有效整合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各類解紛資源，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加強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建設。由此，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已經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

　　第二，從法治發展層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是人民法院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參與基層治理的有效方式和有力保障。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各類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構建源頭防控、排查梳理、糾紛化解、應急處置的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突出強調健全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基層治理機制，促進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三，從人民需求層面，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依法保障群眾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深化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是立案登記制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與訴源治理融合拓展、各有側重、相互支撐，重點是在黨委領導下整合資源、形成合力，有效便捷化解糾紛，維護各方合法權益。因為社會糾紛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客觀上需要國家和社會提供分層次分類別的解紛渠道和解紛方式。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絕不是法院推責任，而是要通過制度變革，將多元解紛制度優勢轉化為多元共治的治理效能，法院審判只是糾紛解決的一種方式，是“多元”中的“一元”。“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維，并不意味著任何糾紛都要“打官司”，而是應當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暢通訴訟外解決糾紛的渠道，為當事人提供更便捷、更高效、低成本、跨地域的多元解紛方式，保障人民群眾解紛方式的參與權和選擇權。

　　二、為什么要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指出，“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昨天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要求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再次強調了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中央作出的一系列決策部署，為推動多元化糾紛化解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指明了發展方向。

　　第一，從政治層面來看，治理理念新變化對治理方式提出新要求。中央作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等一系列戰略部署，體現了治國理念的新變化、新要求。構建中國特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正是落實中央部署，在黨的領導下，促進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促進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二，從經濟層面來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帶來新挑戰。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速度、結構、動力三個方面的轉變，必然涉及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法律關系的新變化，社會矛盾糾紛化解也面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隨著權利類型、交易方式和合作形式不斷更新迭代、深刻變化，而目前民間性解紛機制和協商自治能力還不高，轉型期的糾紛解決成為發展的瓶頸，更加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捷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第三，從司法層面來看，司法資源緊缺的問題亟需解決。立案登記制改革以來，解決“立案難”之后，案件量急劇攀升，司法資源供給難以滿足人民群眾解紛需求，客觀上要求更多地發揮非訴訟解紛優勢，以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較好的法律效果，能夠在更高層次上促進了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第四，從人民需求來看，人民群眾對解紛提出新要求。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是人民法院守初心擔使命、踐行司法為民宗旨、滿足群眾多元司法需求的必然要求，是新時代法院密切聯系群眾的實踐探索。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鼓勵行政機關、行業自治組織、民間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糾紛化解，為當事人提供靈活多樣、方便有效的糾紛解決渠道，能夠更好地實質性地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三、近年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

　　黨的十八以來，在中央政法委的領導下，在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下，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司法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推進糾紛解決體系多元化、立體化、精細化、智能化、法治化，打造新時代“楓橋經驗”法院升級版，全面提升糾紛解決質效和訴訟服務水平。

　　第一，便捷高效的多元共治解紛理念持續深化。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最高人民法院“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按照周強院長提出的“國家制定發展戰略、司法發揮保障作用、推動國家立法進程”的改革思路，連續五年與有關部委聯合推動召開涉及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涉僑、證券期貨、金融、家事等10多個全國性多元化解專題會議，連續三年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上專題研究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

　　第二，黨委領導的多元解紛工作格局更加定型。截至2020年，各級法院在黨委領導下形成信息互通、優勢互補、協作配合的糾紛解決聯動機制，各地法院主動入駐本地區黨委牽頭建立的綜合性矛盾糾紛調處中心、非訴訟糾紛解決中心、行政爭議多元調處中心等，開展調解指導、司法確認、訴非分流、重大案件聯動化解等工作。五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印發30余件涉及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司法解釋和文件。加強與中央部委的溝通協調，3次召開部委層面協調交流會，建立聯動機制，會同有關部委聯合印發30個多元化解的文件，明確婚姻家庭、勞動爭議、證券期貨、金融保險、涉僑糾紛、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知識產權等領域訴調對接工作，基本形成以中央改革部署為統領，法律為支撐，司法解釋和政策文件為主體，地方落實細則為延伸的多元化糾紛解決制度體系。

　　第三，實質化解的多元解紛能力明顯增強。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在黨委領導下推動訴源治理工作，建立基層矛盾糾紛預防調處化解體系，促進基層社會治理從“化訟止爭”向“少訟無訟”轉變。各地法院依托3000多家基層法院和10061個人民法庭，推動建立從源頭預防、非訴化解、多元解紛基層矛盾糾紛解決鏈，實現糾紛“終端”與訴訟“前端”無縫對接，讓大量糾紛通過前端防控體系止于未發、化于萌芽。2019年以來，全國45%中基層法院案件量增幅出現下降，16.6%中基層法院案件量同比下降。

　　第四，共建共治共享讓多元解紛活力充分釋放。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人民法院特邀調解的規定》，規范特邀調解管理，完善司法確認制度，加大對特邀調解工作的效力保障。據初步統計，2016年至2020年，各級法院共受理司法確認案件167.7萬件，其中確認有效156.5萬件，確認有效比例達93.3%，充分體現了訴訟外解紛的質效。全面加強多元解紛業務指導、人才培訓和課題研究等工作，對全國高中基層法院15091人開展調解培訓，舉辦“湘潭杯”等征文活動，加強理論成果的有效轉化。全面加強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成立國際商事法庭，構建調解、仲裁、訴訟有機銜接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最高人民法院積極參加國際調解高峰論壇等活動，組織編輯出版《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典型經驗與實踐案例》，宣傳中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經驗做法。

　　實踐證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完全符合中國社會糾紛解決實際需要，完全符合矛盾糾紛多元解決的內在規律。為確保新時代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創新有力推進、有序開展、有效落實，我們要始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立足中國國情，持續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順應中國社會和法治發展實際需要，切實將多元解紛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經驗轉化為立法成果，積極探索構建國際化、外向型、合作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