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英軍
一、日本竊取釣魚島與
甲午戰爭中日軍大勝相關
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以秘密的內閣會議決議的方式,以所謂“先占”為其法理依據,竊取中國的釣魚島列島。不過中日學者諸多研究成果表明,由于中國在歷史上對于釣魚島列島擁有固有的領土主權,日本所謂“先占”不能成立。
1885年日本內務省大臣山縣有朋,通過沖繩縣駐東京森本大書記傳達命令,指使沖繩縣令西村舍三用“無人島久米赤島、外二島(久場島、魚釣島)”之名,派人前往勘查。
同年9月22日沖繩縣令致函內務大臣山縣有朋,指出所謂久米赤島、久場島、魚釣島,當時清國《中山傳信錄》記載的“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不但早已經為清國冊封舊中山王之使船所詳悉,而且已各有定名,作為航海琉球的頗為明顯的目標。因此,西村舍三對在島上建立國標一事表示疑慮。
10月21日外務大臣井上馨復函內務大臣山縣有朋,為洽商沖繩縣與清國之間散在無人島久米赤島、外二島,擬在沖繩縣實地勘查之后建立國標事函復如下:
“第315號關于對久米赤島及另外兩島調查情況的呈文
查該島嶼與清國國境接近,前經勘查,其面積較大東島為小,而且清國已各定有島名。近時清國報紙揭載我政府占據臺灣近旁清國所屬島嶼之傳言,對我國抱有猜疑,頻促清國政府注意。當此之際,急于公開,建立國標,必招致清國之疑慮。所以,當令差向實地勘查者,只就港灣形狀并土地物產有無開拓前途,提出詳細報告；建立國標及著手開拓等事,應伺他日之機會方可行事。
而且前次勘查大東島之事及此次勘查之事,皆不可在官報及報紙上刊載。所申敝見,務請分別予以注意,謹此奉復,幸望核奪。
沖繩縣令 西村舍三
明治18年(1885年)9月22日”
山縣有朋急于用在中國臺灣近旁的附屬島嶼釣魚島等島嶼上建立“國標”的主張,遇到了西村舍三和井上馨兩位官員質疑,他們皆承認清徐葆光著《中山傳信錄》一書所記的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早巳各有定稱,急于公開建立國標,必然遭到中國的反對。
1894年12月27日,內務大臣向外務大臣發函磋商如何回復一年前(1893年11月2日)沖繩縣知事第三次申請設立航標一事。公文如下:
“外務大臣子爵 陸奧宗光鈞鑒:
為在久場島、魚釣島樹立管轄航標事,如附件甲所示,沖繩縣知事早已承保在案。關系此件之附件乙,系明治十八年時,業經與貴省磋商后,以指令下達。唯因今昔情況已殊,故擬以另文將此事提交內閣會議審議。特此先行協商,敬希核奪。
內務大臣子爵 野村靖”
1885年-1895年“內閣會議”前,當時日本政府雖然覬覦釣魚島,但對于釣魚島列嶼屬于中國的事實有所認識,也對中國的反應有所顧忌。1885年與1895年兩個不同時期,日本政府對是否竊取釣魚島態度截然相反,不是因為日本對釣魚島是否是無主地的判斷有所變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謂“唯因今昔情況已殊”。
從此公文中可以看出,這個機會就是甲午戰爭中日軍大勝這個時機,“唯因今昔情況已殊”就是指當時日軍勝局已定,不必忌憚中國。1895年1月14日的所謂“閣議”正是在此背景下竊取釣魚島。
二、日本公文史料中
臺灣交接的過程
從《馬關條約》文本以及各個草案文本的分析看,沒有明確規定臺灣的全部“附屬島嶼”的范圍。關于第二條的解釋,若沒有史料反應雙方議定《馬關條約》文本時關于第二條的真實意圖,或難以得到明確的解釋,則應從史料上明確日本依據該條“接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的實際接收范圍是否包括釣魚島。日本接收臺灣的過程的公文書史料只是抄錄了《馬關條約》第二條的文言,無法進一步判別日方對于“附屬島嶼”的見解。
但是關于《馬關條約》第二條臺灣的“附屬島嶼”的問題,在1895年6月2日中日交接臺灣時,中方全權大臣李經方與日方水野弁理公使進行了交涉。關于此次交涉的會談紀要收錄于日本公文書館,以下簡稱《臺灣交接公文及談判紀要》。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中日雙方于1895年6月2日履行了臺灣全省的交接手續。《臺灣交接公文及談判紀要》記錄了如下交涉過程。
6月2日上午10時至10時45分,日方樺山資紀臺灣總督與中方全權大臣李經方于日方艦船“橫濱丸”上進行了談判。關于交接的具體方法,樺山提出:“關于位于該島的城壘及其他一切官有物的交接,雖然應逐一正式登記清單目錄,但以臺灣目前的狀況看,難以通過如此正式的手續進行交接。因此以我所見,只能省略細節手續,大體上進行交接以完成此項任務”。
李經方雖承認此次交接臺灣只是形式上的交接,自己也急于了結交接手續返程,但仍然希望擬定并簽署一份正式交接公文。李經方提出欲與日方就交接公文的草案進行協商。樺山同意李經方的提議,決定委派水野公使與島村書記官于2日下午赴中方船上會談。
6月2日下午2時,日方水野公使與島村書記官赴中方租用的德國汽船“公義號”談判。李經方向日方代表提出了交接公文的草案。
水野以臺灣島內亂為由,不能接受中方的草案。隨后日方向李經方提出了日方的草案,要求以日方的草案為基礎進行商談。李經方閱后,表示大致可以接受日方的草案,對日方草案的細節以及用語等進行了協商。協商過程中,李經方特別指出了臺灣“附屬島嶼”范圍的問題,以下是有關臺灣“附屬島嶼”問題的會談記錄:
李:“是否有必要將臺灣附屬島嶼的名稱列在目錄中?和平條約中雖以經緯度標明澎湖列島的區域,但未標明有關臺灣附屬島嶼的區域。因此,日后恐會發生將散在于福建省附近的島嶼稱之為臺灣附屬島嶼的爭端”。
水野:“如果依照閣下的意見列舉各個島嶼的名稱,若存在遺漏島嶼或者無名島,則將導致其不能成為我政府所領有島嶼。此為不合適的地方。而且,海圖以及地圖上,若公認臺灣附屬島嶼是指臺灣附近的島嶼,日后日本政府絕不會做將福建附近的島嶼稱為臺灣附屬島嶼之事。下官回船后,必將此事稟告樺山總督閣下。況且福建與臺灣之間還隔著澎湖列島,閣下的擔心完全是杞人憂天。”
李:“同意”。
此段會談記錄,反映出中方對于臺灣的“附屬島嶼”范圍的強烈意識。
一方面,正如李經方所言,明確臺灣“附屬島嶼”的范圍可以避免日后日本挑起爭端。以甲午戰爭之后的中國國力衰微的背景而言,明確“附屬島嶼”范圍,避免給予日本日后挑起爭端的借口,是符合中國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日本為了不遺漏任何可能取得的島嶼,自然籠統地提及“附屬島嶼”更為有利。其實,交接臺灣的交涉中,樺山主張省略手續,而李經方力主雙方簽署交接公文,也是反映中方作為戰敗一方非常擔心給予日本挑起爭端的口實,希望通過具結臺灣交接公文以清雙方責任的心態。
另一方面,馬關議和時,李鴻章沒有對“附屬島嶼”的界定提出進一步交涉的要求,從議和的背景與過程看,也是當時時勢使然。無論李經方還是李鴻章,都會意識到如果不明確臺灣“附屬島嶼”范圍,日后日本可以主張某中國島嶼為臺灣的附屬島嶼,留下爭端的禍根。當時議定文本的過程中,臺灣的主要附屬島嶼澎湖列島明確寫明割讓給日本,即使在議和時中方提出無人小島等附屬島嶼的問題,作為戰敗國的主張也必然難以被接受,李鴻章當然也清楚即使提出此問題的交涉也沒有實際意義。在交接臺灣的交涉中,水野對于李經方提議的批駁也反映了當時的事實背景。
水野表示“海圖以及地圖上,若公認臺灣附屬島嶼是指臺灣附近的島嶼,日后日本政府絕不會做將福建附近的島嶼稱為臺灣附屬島嶼之事”的言辭,以及李經方對水野的意見表示接受的事實,說明了締約雙方對于確定臺灣“附屬島嶼”的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見。所以在解釋《馬關條約》第二條“附屬島嶼”時,應調查截止1895年4月的圖志史料,確定釣魚島是否是臺灣的附屬島嶼。
從交接臺灣的會談紀要中可以看出,中日雙方形成了對于解釋與確定“附屬島嶼”的方式。在確定中國版圖中領土范圍問題上,日方的這種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
專家點評：
趙秉志（北師大法學院、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
趙英軍系日本東北大學法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公法尤其是海洋法，其導師是日本海洋法尤其是釣魚島問題的專家。近年來在國家海洋局的支持下，趙英軍博士專攻于海洋法的研究，發現了“釣魚島屬于中國”的大量鐵證，特別是日本的官方史料，有力地佐證了中國政府和人民關于釣魚島主權的訴求，并深入剖析了中方主張堅實的國際法理依據。這反映了一個法律學人在重大法治現實面前應該采取的理性態度。
一個沒有血性的民族注定要被欺凌，一個永遠韜光養晦的國家必然受氣挨打。但是，靠那些失去理性的行為，顯然是無法保衛釣魚島的。理性愛國、奮力強國、精心治國，才能真正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事實上，引導學生不失理性地關注社會現實問題，也是學校、學院和老師們的責任所在。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